為什么叫《三個三重奏》?就是因為“三重結構”在這部小說中比起《天·藏》的結構更鮮明、更完整。沒有“注釋”的意識根本不可能這么想小說,不可能把無關變得有關,不能組織起這部小說。什么是方法論?這就是,而不是一個一次性的技巧。“注釋”在《三個三重奏》里變得更自覺,也更加強大,作為其中一個“三重奏”完全可以和另兩重結構分庭抗禮。
“注釋”改變了我的小說的結構方法,讓許多不可能的變成了可能,沒有聯(lián)系的發(fā)生了聯(lián)系,如果過去房間沒有窗戶,現(xiàn)在可以有一個大窗戶,一個陽光房;過去小說是封閉的,現(xiàn)在小說是打開的。在《天·藏》中我感到了這些,在《三個三重奏》中更感到了這些。電影有畫外音,小說有了“注釋”,小說可以像電影那樣敘事,編劇、導演、角色都可參與進來,小說的疆土擴大了多少?畫外音在電影里一般比較微小,“注釋”在小說中卻可以非常強大,這又是小說與電影的不同。兩者過去沒聯(lián)系,但殊途同歸呼應到一起,一切就是這么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