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作家的賈大山為何寫得不多,作品較少?這可在他的一些創(chuàng)作談文章中找到個中端倪。他在《我的簡歷》里說到:“我只想在我熟悉的土地上,尋找 一種天籟之聲,自然情趣,以娛樂讀者,充實自己。”又在《多寫一些,寫好一些》里說:“我們給農(nóng)民寫作,應該像他們交公糧那樣,拿最好的。”沒有找到“天 籟之聲,自然情趣”,決不硬寫;自己覺得夠不上“最好的”,絕不出手。因為師法自然,所以惜墨如金;因為高看讀者,所以嚴以律己。這就是賈大山作品數(shù)量無 多的內(nèi)因所在。而這種近乎嚴苛的創(chuàng)作態(tài)度,與那些制造大量參差不齊的作品的作家比起來,是何等的讓人紉佩,令人敬重。我們實在應該學習賈大山,慎于下筆, 本色為文,最好做到像他那樣,以精致的作品“愉悅讀者”,而不是以良莠不齊的寫作,挑戰(zhàn)人們的閱讀耐性,甚至以量多質(zhì)差的粗糙制作,給市場添亂,給讀者添 堵。
淡泊名利,是賈大山為人處世的根本操守。這與他在寫作上的不求聞達,只求愉悅讀者,是一脈相承,桴鼓相應的。因而,他的為文與為人,渾然一體, 水乳交融,很難完全區(qū)分開來。他以扎根基層生活為榮,以娛樂農(nóng)民文友為樂,這種既把自己有意地混同于老百姓,又甘當隱身市井的寫作者的姿態(tài),使其身份、立 場等都具有明顯的多重性,乃至模糊性、混合性。比如,體制內(nèi)與體制外,公家人與民間人,專業(yè)性與業(yè)余性等,很難簡單地界定與認定。他既把它們之間的差距彌 合了,又把它們之間的界限模糊了,還把它們之間的聯(lián)系打通了。
從習近平總書記《憶大山》的文章中可以看出,賈大山是經(jīng)過反復動員之后,才出任縣文化局局長的。但他一旦當了局長,就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娛場館的 修建、文物古跡的保護等緊要工作中。他在意的,不是當官,而是做事。這種有可能獲取名利時的不爭名、不爭利,有機會得到職權時的不爭官、不爭位的選擇與做 法,無論從文學界看,還是從社會上看,都為數(shù)不多,較為罕見。
重讀賈大山,給人的教益與啟迪是多方面的。無論是他的為文,還是他的為人,他的低調(diào)與淡泊,他的本色與本分,都是今天這個時代的人們所稀缺的。正因為難得一見,彌足珍貴,我們懷念他、追憶他,并以他為鏡子,來反觀自己,反躬自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