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在世人心目中一直是神機妙算、鞠躬盡瘁的形象。最近，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朱子彥在新著《走下圣壇的諸葛亮》（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中，對三國史上一些著名的舊案作了新的詮釋，如諸葛亮出山時為何選擇劉備？諸葛亮竭力北伐是否真的忠于漢室，還是存有“自取”之謀？關羽真的是大意失荊州嗎……種種分析，卸下了諸葛亮頭上的歷史光環(huán)。
關羽孤軍北伐，攻打襄樊，是戰(zhàn)略上的嚴重失誤。稍懂三國史的人皆知，諸葛亮《隆中對》的決策是，待天下有變，益州和荊州兩路大軍同時北伐，一攻宛洛，一攻長安，使曹魏首尾不能兼顧。而關羽所率領的荊州軍僅是蜀漢的偏師，在益州主力軍沒有出動的情況下，以偏師攻擊強大的曹魏，無疑是極大的冒險。
況且，此時孫劉兩家在外交上已呈破裂之勢。若不是曹操進兵攻打漢中，建安十九年，劉備和孫權為爭奪荊州已幾乎訴諸武力，兵戎相見。關羽出兵攻襄樊，荊州城防必然空虛。在此情況下，當然要防范孫權在背后捅上一刀，趁機偷襲荊州，諸葛亮一生用兵謹慎，且十分重視孫劉聯(lián)盟的動態(tài)，難道他會掉以輕心？關羽雖為荊州軍的主帥，但沒有劉備的命令，關羽是不敢擅自進兵的。諸葛亮明知關羽北伐的條件不成熟，且同自己《隆中對》的戰(zhàn)略決策相違背，為何不盡軍師職責，力加勸阻？此其疑點之一也。
曹操為解樊城之圍，共派出五批援軍。即便如此，曹操還不放心，為取得壓倒性優(yōu)勢，還親率十余萬大軍屯駐于離襄樊不遠的摩陂（今河南郟縣），以便隨時增援。由此可見，為了對付關羽，曹魏方面已經(jīng)實行了全國總動員。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蜀漢方面卻絲毫沒有作出反應。據(jù)《三國志·甘寧傳》載：“羽號有三萬人。”
關羽以區(qū)區(qū)三萬之眾，既需留一半兵力于后防基地，防守荊州，又要攻取曹魏軍事重鎮(zhèn)襄樊，真乃捉襟見肘，其艱難自不待言。由于關羽兵微將寡，故在八月“漢水暴溢，樊下平地五六丈”的有利條件下，都不能攻克樊城。及至曹操各路援軍云集襄樊時，關羽軍已處于絕對劣勢。
或許有人會認為，諸葛亮并非神人，亦難以預料呂蒙會偷襲荊州，故不給關羽增派援兵。其實，即使東吳不背盟圖羽，單憑關羽這支偏師亦很難攻取襄樊，而在曹操遣徐晃配合曹仁夾擊關羽之際，羽軍已面臨覆滅的危險。襄樊戰(zhàn)役關乎蜀漢北伐大計，諸葛亮既然以“興漢”為己任，怎么可能不密切關注這一戰(zhàn)役的一舉一動？蜀漢在益州的主力軍難道就不能抽出一旅之師增援荊州，而讓關羽以孤軍抗擊曹魏的十余萬精銳之師？此誠不可解也。
論者又謂關羽驕狂輕敵，誤中呂蒙、陸遜之計，盡撤荊州守兵以攻樊城，遂造成后方空虛，給孫權以可乘之機。其實這也需要分析。關羽抽調(diào)江陵守卒增援襄樊，固然是他對東吳偷襲荊州的可能性估計不足，但如果不是因為兵力不足，樊城久攻不克，關羽又何必“連呼劉封、孟達，令發(fā)兵相助”呢？關羽南征北戰(zhàn)數(shù)十年，雖稱不上足智多謀，但亦非一勇之夫，恐怕也有蜀中不肯發(fā)兵相助的難言之隱吧。
襄樊戰(zhàn)役始于建安二十四年七月，終于是年十二月底，首尾凡半年。戰(zhàn)役的轉折點是在十月，即東吳背盟、呂子明白衣渡江，兵不血刃奪取荊州。關羽敗走麥城，突圍至臨沮被吳兵擒殺是在十二月，這也就是說關羽的失敗過程有兩個月左右的時間。令人費解的是，難道在這么長的時間內(nèi)，劉備、諸葛亮對整個戰(zhàn)役急轉直下的形勢一無所聞？必須指出的是，秦漢三國時期，軍隊中已建立起相當完善的軍事情報系統(tǒng)。史家也對此作過系統(tǒng)研究。
當然，我們也可假設呂蒙攻陷江陵、公安后，嚴密封鎖消息，關羽的荊州軍卒全被俘獲，無一人漏網(wǎng)逃回成都報信，但問題是，東吳為了擴大戰(zhàn)果，又遣陸遜“別取宜都，獲秭歸、枝江、夷道，還屯夷陵，守峽口以備蜀”（《三國志》卷四十七《孫權傳》）。孫吳的疆域已拓展至蜀漢西部邊境的永安，即白帝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