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漢土文化，在歷史發(fā)展的進程里，不斷吸收外來民族的營養(yǎng)，不斷地在融會中壯大自己。歷史證明，吸收外來文化最多、最廣，影響最大的莫過于佛教文化了。
佛教文化的輸入，不僅個中華漢土的社會生活、思想觀念，以及文學、音樂、美術等等方面都帶來了新鮮活力，同時天竺佛國的家具，隨之也來到了漢土，豐富了漢地的家具品種，促進了漢地家具的發(fā)展。尤其是對于華夏幾千年的起居方式的改革和演變，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佛教文化在中國漢地的發(fā)展，是經歷了漫長的歲月。從東漢初年佛教進入漢地，到李唐一代的八百年，是佛教文化在漢地深入發(fā)展的八百年，是佛教文化與漢地文化，由相互沖突、排斥到互相滲透吸收，乃至相互融合的八百年。在此八百年里，佛教在漢土形成了兩次高潮。這兩次高潮，為我國家具的發(fā)展，譜寫出具有歷史意義的篇章。
第一次高潮是從東漢初年到南北朝的四百年。這一時期恰逢社會動亂，連年戰(zhàn)爭，人民處于思安而不得的痛苦之中，普遍在尋找解脫的心境，而佛教解脫苦難的出世思想，為處于戰(zhàn)亂之中的苦難眾生，指出了一條出路。所以佛教在晉南北朝時期，得到了充分的發(fā)展。傳統(tǒng)的譯經求法活動，依然是方興未艾，建寺與開鑿石窟更是土木大興。從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敦煌石窟開鑿以后，相繼在北魏又開鑿了云岡石窟和龍門石窟。南朝的寺院處處可見，正如唐代詩人杜牧所說：“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
開鑿石窟和建寺的佛教活動，促進了佛教美術的發(fā)展，石窟造像、壁畫，寺廟的造像、壁畫更應時而生了。這時期的造像和壁畫，都是來自域外的粉本，人物形象、服飾、用具等都是域外風格。此時天竺佛國的大量高型家具，也隨之進入了漢土，這對漢地的生活習俗，特別是席地而坐的起居方式，是一個極大的沖擊，佛國的高型坐具進入了漢地，華夏古國席地而坐的起居方式開始動搖，伴隨高型坐具而來的垂足坐方式，也自然地進入了漢地生活。
第二次高潮是南北朝后期到李唐一代的四百年。這一時期由于戰(zhàn)亂結束，隋的統(tǒng)一，特別是唐代初期的“貞觀之治”，社會政治穩(wěn)定，經濟繁榮，國家政策開放，人民生活安定，社會呈繁榮向上的局勢。唐代帝王大都信奉佛教，所以此時佛教得到了普遍的信仰，佛教文化得到了廣泛的普及，佛教帶來的佛國高型家具，在世俗民間受到了普遍的歡迎和使用。
我們從唐代壁畫中可以看出，此時的佛國家具，在富強恢弘的大唐帝國里，又得到展翅振飛的機會，他們脫離了天竺佛國的清雅與簡捷，而披上了華麗多彩的外衣，這些來自佛過的家具——椅、凳、墩等，在大唐極富創(chuàng)造力的家具師手里，發(fā)展成造型端莊渾厚，裝飾華美富麗，形式也多種多樣了。李唐一代不僅是我國封建時代的全盛期，也是佛教文化與漢文化相結合、相融會的全盛期，是佛國家具在漢地扎根落戶，并取得發(fā)展與創(chuàng)造的輝煌時期。
從敦煌莫高窟的開鑿起。石窟造像和石窟壁畫日漸興盛，天竺佛國的家具樣式，同時進入了漢地。這些佛與菩薩的坐式和所使用的高型坐具，讓先人們看到了一幅完全新鮮的、不同于自己的生活畫面。這些佛國的高型坐具，如一股強勁的東風，吹開了中國幾千年起居方式的堅冰，沖擊著中國施行了幾千年席地而坐的習俗，推動著起居歷史向垂足坐轉變。現在我們從敦煌莫高窟、云岡石窟、龍門石窟等石窟壁畫和墓葬壁畫里，來看看佛與菩薩所帶來的這些域外高型坐具：繩床—椅子、佛座—墩、胡床、方凳等，對我國家具的發(fā)展和我國起居方式的演變所起到的推動作用。
(一)繩床—椅子
椅子名稱最早見于唐代，《濟瀆廟北誨壇祭器雜物銘》碑陰：“繩床十，注：內四椅子。”但是椅子形象早于名稱一百多年，而見于南北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