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發(fā)現(xiàn)周還親自集合機場上歡迎我們的儀仗隊。他們看上去都很強壯，個子很高，而且裝束無可挑剔。他挑選樂隊在宴會上演奏樂曲。我曉得他事先研究了我的背景材料，因為他選出了許多我所喜愛的樂曲，包括在我就職典禮上演奏過的“美麗的阿美利加”。此行之后，威廉·羅杰斯國務(wù)卿告訴我，有一次在同周會晤之前，一位年輕的婦女還給周送上過一份次日報紙的清樣，他挑出一些文章放在頭版刊登。
“偉大來自對細節(jié)的注意。”就周而言，這句箴言幾乎確實有幾分道理。然而，即使他在親自護理每一棵樹木時，也總能夠看到森林。
周還有著中國人另一種明顯的品質(zhì)，即堅定不移的自信心。這種自信是中國人在他們的本土上由于享有數(shù)千年文化的最高成就而獲得的。不過中國人也意識到，他們的文化遺產(chǎn)分割成了兩部分。
一方面，由于中國過去兩個世紀中所蒙受的民族恥辱，更加強了周對外交粗魯失禮的敏感。中國人對外部世界的態(tài)度曾由我的已故朋友哈羅德·里(牛津大學(xué)的畢業(yè)生和香港居民)作過生動的描述。他對中國和西方的心理的了解是異乎尋常的。我在1965年問過他，如果美國承認北京政府，中國共產(chǎn)黨人會有什么反應(yīng)。他的回答是格外地直言不諱。他說，他們會懷疑地問，“你們要承認我們？你們完全弄錯了。唯一的問題是我們是否承認你們”。在1954年越南問題的日內(nèi)瓦會議上發(fā)生的一件事，表明周對藐視中國民族尊嚴的敏感程度。周代表著中國，約翰·杜勒斯國務(wù)卿代表著美國。杜勒斯對一個記者說，“只有在我們的汽車相撞”的情況下，兩人才會會晤。一天上午，恰巧雙方都提前到達會場，他們彼此遭遇了。周伸出手來準備握手。杜勒斯搖搖頭，走出了會議室，完全藐視這位中國外交部長。六年之后，當他向他的朋友埃德加·斯諾重提這件事時，還露出痛徹心扉的表情。從當時的歷史背景看，杜勒斯的怠慢是可以理解的。成千上萬的美國人被朝鮮戰(zhàn)爭中的共產(chǎn)黨中國的“志愿軍”殺害，臺灣蔣介石政府很快就要同我們簽訂共同防御條約，中國大陸和蘇聯(lián)聯(lián)合起來對付美國。不過，我深知這件事傷害了周。因此，當我首次抵達北京走下飛機扶梯的最后一級，向他走去時，就主動伸出了我的手。我們的握手留下了此行最值得紀念的照片。
另一方面，我們在同中國人相處中發(fā)現(xiàn)，他們很自信，所以他們能內(nèi)省其行而不為他們的缺點而惶惶不安。周在我們談話中不斷地提到，他們需要了解和克服他們的不足之處。在我們第一次會晤時，他把他們方面的平均年齡同我方的進行對比時說，“我們的領(lǐng)導(dǎo)層中上年紀的人太多了，因此在這點上我們應(yīng)該向你們學(xué)習(xí)”。后來在訪問中，他為我們在參觀明十三陵時的一件事表示歉意。原來有位下級官員組織了一群穿著鮮艷的孩子，教他們在我們一行人到達時應(yīng)該做什么。他說道:“有人讓一些小孩子到那兒去美化陵墓，那是一種弄虛作假的表現(xiàn)。你們的新聞記者向我們指出了這點，我們承認這是錯誤的。我們自然不想掩蓋這個錯誤，我們已經(jīng)批評了做這種事的人。”我在訪問中，不禁想起赫魯曉夫的夸夸其談，與赫魯曉夫相比，中國人的做法要高明得多。赫魯曉夫粗魯?shù)淖钥涫敲黠@地要掩蓋他的自卑感。周的巧妙的自我批評卻是成熟的自信心的一個證明。不過我知道這大體上是一種處事的方式。事實上，中國人堅信不疑地認為，他們的文化和哲學(xué)極為優(yōu)越，確信到時候就會戰(zhàn)勝我們的和其他任何人的文化和哲學(xué)。
周的智慧和個人魅力使許多人著了迷。這些人沒有認識到這些品質(zhì)是和一個毫不留情的政治實干家的特點同時存在的。新聞記者弗里德·阿特萊說:周的吸引力是“難以抵擋的……他機智，有魅力而又有手腕”。西奧德·懷特承認:“在他面前，任何不信任的感覺或者對他還有些懷疑的判斷，幾乎都煙消云散。”在日本的一位中國新聞工作者說，“我應(yīng)該說，他是我所見到過的給人印象最深的公眾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