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鈞認為，中國現(xiàn)階段的慈善事業(yè)還處在一種粗放、原始的階段，商業(yè)力量、財富階層雖然在參與慈善事業(yè)的各種主體中顯得分外耀眼，但受各種因素影響，他們所起的作用實則有限，而他們自發(fā)性的慈善行為也體現(xiàn)出比較強的隨意性�，F(xiàn)在大多數(shù)人的捐款情況都是“感性募捐”，而感性的捐款方式由于后續(xù)工作不到位就會帶來一些麻煩，因此對于各種“詐捐”風波也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有些明星可能在一些場合和氣氛下頭腦一熱或者出于炒作輕易立下承諾，將來卻難以落實，這樣反而不好。另外社會上喜歡比較誰捐得多捐得少，這種逼捐的氛圍不利于真正的慈善。社會總是一點點走向理性和制度化，社會捐款不是越多越好，募捐得太多卻用不完也是個浪費。所以我提出一個概念是‘理性募捐’。”唐鈞說。
事實上，自2008年以來，地震、雪災、泥石泥等突發(fā)事件引起的重大災情同樣對我國的慈善事業(yè)提出了很大的挑戰(zhàn)，人們在一次次慷慨解囊的同時，最為關心的是自己的愛心是否用對了地方。
東南亞華僑施乃康在玉樹地震之后不顧身體和年齡，親自駕車48小時前往玉樹。他曾公開向媒體表示：“我就是想實地考察一下，我就是想親眼看著捐出去的錢能變成一所學校立起來。”
“捐款是追求一種滿足感和幸福感的行為，幸福感一般有3個層次，第一個是物質(zhì)層次上的滿足，叫滿意度；第二個是精神方面的，這個層次具有不確定性，比如兩個一無所有的戀人在熱戀中也會感到幸福；第三種叫利他主義，就是通過幫助他人來滿足自己心理上的幸福感，這是幸福感的最高層次，募捐就是滿足這個層次的。捐款人最關心的是自己捐出去的錢給誰了，起了什么作用。像陳光標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的精神我很贊成，但方式我不是很贊同，因為效果不一定好。”唐鈞說。
唐鈞認為，目前層層“派捐”的方式就喪失了募捐給人的這樣一種精神滿足。但是，這樣的做法的后果則是錢的去向并不明朗，也讓捐款人不放心。“從國際經(jīng)驗來看，募款究竟用在哪，給誰了，是用在建房子還是看病，這些很細致的方面都是要做到的，這樣下次大家才會愿意再捐�，F(xiàn)在我們的募捐方式太粗糙，大家只知道錢給玉樹了，但到底怎么用的根本不知道。政府的工作做不到太細，他們差不多把捐款和財政撥款同等看待了。所以民間力量的介入很重要，他們能夠把這個事做細”。
一位知名慈善人士曾歸納了災后捐款“四不見”：一是捐贈人看不見捐款到底用在哪里；二是災區(qū)群眾看不出哪些是捐款；三是災區(qū)政府看不到捐款在哪里；四是民間公益服務看不見。這“四不見”或許不具有代表性，但卻反映了人們對慈善機構的公信力和效能的擔心。
慈善事業(yè)定位仍不清晰
采訪中，《法制日報》記者所接觸到的業(yè)內(nèi)人士均認為，大力推進民間慈善力量的發(fā)展，打破慈善事業(yè)壟斷是目前社會關注的焦點。
“世界上的慈善模式，我歸結(jié)了4種：一種是政府辦事政府掏錢，這包括社會福利在內(nèi)，這就是所謂福利國家的模式；一種是民間辦事民間掏錢，比如美國；一種是民間辦事政府掏錢，如香港地區(qū)；而我們的模式比較怪，是政府辦事，民間掏錢。比如上次的玉樹地震，大家把錢交給青海省政府來統(tǒng)一使用，我覺得這已經(jīng)不是通常意義上的社會募捐了。而這就是最大的制度問題。”唐鈞直言中國慈善模式存在有關部門干預太多的問題。
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楊團則認為，“我們的慈善事業(yè)在發(fā)展過程當中有不清晰的地方，最不清晰的就是定位，也就是說慈善事業(yè)到底是民間事業(yè)還是政府管理的事業(yè)，這件事情迄今為止還沒有一個非常清楚的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