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非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主動幫著國家工作人員出售“權力”,“親朋好友”、“專家學者”和“退休干部”,成為行受賄犯罪的專業(yè)經紀人,且成為主力軍。昨天西城檢察院向媒體透露,該院反貪局在近兩年辦理的貪污賄賂案件中,很大一部分出現(xiàn)了“行受賄代理人”,這種犯罪新模式正悄然滋生。
“行受賄代理人”犯罪模式是指,國家工作人員不直接接受賄賂,而是通過自己信任的人間接接受,再轉由自己支配,行賄人也心照不宣地將賄賂送到“代理人”手中。
成為受賄者的“經紀人”
據(jù)西城檢察院反貪局檢察官介紹,作為非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代理人與受賄人之間是親人或者多年的好友。行賄人會直接找到代理人,提出要求,事后將好處費交給代理人,由此,行賄人與受賄人從未謀面。代理人接受賄賂后,或者轉交受賄人,或者通過成立私人公司等方式將受賄財物隱匿于公司或者私人賬戶,供受賄人日常消費使用。而“代理人”也不僅只是接受賄賂的工具,很多都成為幫助國家工作人員出售“權力”,尋找受賄機會的經紀人,這些“代理人”最終也被認定為受賄犯罪的共犯。
西城檢察院在2010年查辦的某機關房管部門領導魏某受賄串案中,該領導安排自己朋友王玉祥成立私人公司,利用其主管本單位房屋開發(fā)建設的職權,接受一些施工或者房地產企業(yè)給予的高額賄款及價值近90萬元的汽車一輛,而這些財產均在王玉祥的公司名下。
在另一起案件中,黃某曾是副局級干部,2006年10月,其接到朋友徐陽的電話,說自己的兄弟公司因故被調查,希望黃某能幫助疏通關系。黃某滿口答應,并屢次幫忙上下打點,事成之后,徐陽從那家公司領取了幾十張、共存有200多萬元的銀行卡交給黃某。據(jù)徐陽交代,這些卡都是找來一些無業(yè)人員的身份證辦理的,每張卡十幾萬到幾十萬不等,由于是普通借記卡,黃某知道密碼就可以隨意消費,而從法律上又不屬于個人資產。
受賄人除了應請求進行權錢交易,有時也會通過代理人主動進行權力尋租。
在西城檢察院今年查辦的另一行受賄窩案中,擁有重要資金及項目審批權的國家工作人員梁某,在日常工作中與幾個私企管理人員建立了信任關系,當梁某所在部門將有資金或項目審批時,就會主動找到這些代理人,讓其聯(lián)系相關企業(yè),與企業(yè)就權力尋租進行“議價”。有的代理人還“雁過拔毛”,將部分賄款中飽私囊,這直接導致一些案件中,行受賄雙方對賄款金額認定不一的情況。
“專家學者”成為活躍的
行受賄代理人
檢察官說,一些政府招標項目,都會聘請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組成評審委員會進行專業(yè)評審。投標單位為了順利中標,急需取得項目負責人的“支持”和“內幕信息”,而作為第三方的評委,既能直接聯(lián)系項目負責人,又掌握有關信息,同時專家、學者的身份比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更易接觸,因而成為投標單位最渴望“拉攏”的人。于是一些評委被拉上船,成為活躍的行受賄代理人。
上述案件中的國家干部梁某,在由他負責的政府招標項目里,工程師孫成被聘為評審專家。在招投標過程中,梁某與孫成密謀,由孫成出面與一家投標公司協(xié)商,為其爭取中標機會,但要對方支付一定好處費,對方公司欣然應允。該公司順利中標后,支付給孫成60萬元好處費,孫成轉交給了梁某。經查明,梁某與孫成以同樣方式先后向5家公司索要好處費300余萬元。
“退休干部”型作為
行受賄代理人更受“歡迎”
據(jù)介紹,不少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退休前建立了龐大的“關系網(wǎng)”,退休后由于身份的轉變,與企業(yè)接觸反而更加容易,這使得一些退休干部作為“行受賄代理人”比普通“代理人”更受歡迎。
西城檢察院查辦陸某受賄案中,陸某曾任地方某局副局長,退休后經人介紹認識了某房地產公司經理付建文,付建文正欲承接一項政府工程,便請陸某幫忙打點,并和他簽訂了一份1500萬元“居間費用”合同。于是陸某做起了“居間人”,在付建文和該工程主管領導之間牽線搭橋。事后,付建文多次給陸某所謂“居間費用”,并通過陸某將好處費打給該工程主管領導。
另悉,目前在職干部充當“行受賄代理人”的案件也時有發(fā)生。(文中被告人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