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對理論研究的癡迷在企業(yè)家中并不多見。1992年他41歲的時候，曾為自己制訂了一份“航海”計劃，廣泛閱讀西方經濟學著作。經濟學家張維迎記得，有一次在去開會的飛機上，看到任志強正在讀馬爾薩斯寫于1799年的書，“我們都很少讀這樣的書，他是少有的真正讀書的人”。
當當網總裁俞渝回憶過與任志強的第一次見面。她說老任，我覺得你們房地產商挺壞的，把房價搞那么高。結果任志強很認真地看著她，“你真這么覺得嗎？”俞渝記得，后來任志強從18億畝耕地紅線開始講起，整整解釋了半個多小時，講得滿頭大汗，最后給出的結論是“在土地供應的問題上政府管理出了問題”。
這是屬于任志強的做派。在我們之間這場并不算長的談話中，他所談論過的話題包括：朱镕基、限購、國進民退，以及不久前剛剛去世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科斯。“小平南巡”后不久，任志強第一次通過經濟學家張五常的書知道了科斯，并被其理論震撼，直到今天他仍然將“產權問題”視為中國改革的破局之道。
相比于任志強作為國企掌門人角色所表現(xiàn)的堅持、復雜與妥協(xié)，他以一個建言者出現(xiàn)在公共領域時所表現(xiàn)出的姿態(tài)則簡單直接。這種態(tài)度部分來自于他的人生經歷：長在大院里，上干部子弟學校，參加文革造反，插隊，當兵，復員后趕上改革開放，從拉板車的個體戶到一手做大一個企業(yè)，他將此視為時代的饋贈。
“我突然發(fā)現(xiàn)任志強這么多年來，說了這么多話，引起的爭論，引起的歡迎和諸多的評價，原來就兩個字，‘改革’。”寧高寧曾這樣評價過任志強。
“地產商里像你這樣的人多嗎？”我問。
“在商言商，誰都不愿意惹麻煩。”
“為什么你愿意說？”
“總該有人說真話。那你說魯迅在干嗎？胡適在干嗎？胡適為什么要和蔣介石吵架？蔣介石你讓我當就當啊，你讓我當我也不一定當。我們中國歷史上這樣的人物也不是少數啊，像魏征等等。至于我，共產黨員最基礎的就是堅持真理，既然你做共產黨人，你就要堅持真理。”
在對任志強做出的諸多評價中，北京西城區(qū)前區(qū)長衣錫群的一段話最值得玩味：“大多數情況下，他給你的第一印象就是他的真相，他脫口而出的話語，即他的心中所想。當然有時也因人而異。他并非看不懂某種游戲規(guī)則，他也會做一些入鄉(xiāng)隨俗的事，說一些模棱兩可的話，熟悉他的人會看到他表現(xiàn)得不自然，如同他穿西裝時的模樣。但總體上，他不喜歡以復雜的方式與人溝通和周旋。”
1984年，在中央掀起第一輪打擊經濟犯罪專項運動前，任志強因涉嫌“貪污”被捕，次年又被以“投機倒把罪”繼續(xù)調查。入獄14個月后，他被無罪釋放。當時的區(qū)委書記讓衣錫群通知華遠集團黨委，“告訴任志強要正確對待：抓，是正確；放，也是正確的。”后來，公司領導戴小明問任志強獄中的感受，他的回答是：“還要跟著共產黨走，媽媽也有打錯兒子的時候。”
“有些東西不需要去較真兒，比如說我被抓起來，然后被放了，我就非要去告嗎？如果是因為個人利益的話，我可以放棄。但是如果為了大眾利益，很多東西是不能放棄的。”任志強說。
“他不爭權，也不爭利，我覺得他在爭寵”
采訪時間快到了，我得抓緊，100個問題才聊了一半。“寫作新書的時候，你有自我設限嗎？”這其實是不少人挺想知道的。
“當時有將近20個出版社來申請出我這本書，我就選個刪得最少的出版社，結果最后他們也刪了不少。”任志強抱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