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事如果沒有被記載，那么這些事下面的治學治校的思想則都被記載在梅貽琦的《中國的大學》一書當中。其實梅貽琦的著述極少，要想在今天看到梅貽琦的做事的方法和治校的方針，則只有《中國的大學》這一本書。而且即使在這一本書當中，他的敘述方法也極其簡單，共分為“大學之精神”“清華之為清華”“西南聯(lián)大的精神家園”和“工業(yè)化的前途和青年的使命”四編。
但是盡管如此，全書四編當中分別提出的 “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對于校局，則以為應追隨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的態(tài)度，以克盡學術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謂新舊，今日之所謂左右，其在學校應均予以自由探討之機會，情況正同。此昔日之北大之所以為北大，而將來之為清華，正應于此注意也”，“這傳統(tǒng)就是北京大學的‘自由’，清華大學的‘民主’、和南開大學的‘活潑’”以及 “今日大學生之生活中最感缺乏之一事即為個人之修養(yǎng)”，對于今天的大學教育都極有指導意義。
但是并不僅此，除這些鞭辟入里的指導思想之外，梅貽琦的這部著作當中，又非常著重地強調著對于大學生德育、體育、美育，以及對于清華大學在若干時期的學校機構的演變和發(fā)展，這種事必躬親和應對的方法，卻是一座真正學府的進步和學生的成長的必要條件。
但是梅貽琦卻毫不居功。在他所倡導的治校思想當中，首先將使命責任的概念推還給了“蔡孑民先生”，而至于治校的具體辦法，則發(fā)展了教授治校的一個民主制度，正如朱自清在《代序》中所寫的那樣：“梅月涵先生便是難得的這樣一位同情的校長。他和清華關系之深，是大家知道的；他愛護清華之切，也是大家知道的。但難得的是他知道怎樣愛護清華；他使清華在這七八年里發(fā)展成一個比較健全的民主組織，在這個比較健全的民主組織里，同仁都能安心工作，樂意工作。他使同仁覺著學校是我們大家的，誰都有一份兒。”
當然更多的梅貽琦的治校和治學還是要從他的著作當中閱讀才知道的，既然沒有這樣的幸運能夠在他做校長的清華大學讀書或者任事。之所以說他的著作是需要所有的大學學生和教授閱讀的，就在于從他的著作當中，無論是學生或者教授，都能認知作為學生或者教授的責任，而不是急功近利。
其實和梅貽琦的耐心、專注、篤行相比較，在今天，急功近利是損害中國大學精神的最大壞處。且不說教授的急功和學生的近利，早在八九十年前梅貽琦就有“大師”和“大廈”之辯，但是八九十年后，中國的大學當中還是只見大廈不見大師，急功近利之故也。正如中國過去的君主，只興土木，不修德政。大廈是期日之功，而大師則是需要期年之力。如果能夠去浮躁，多耐心，想必也能有所矯正。
不過大廈已成，大師的培養(yǎng)和出現(xiàn)為之未遠，也未可知。以史為鑒，在懷疑和危機過后，中國的大學必定從榛莽和荒蕪當中重新崛起，這就是《中國的大學》的出版價值和意義。（百道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