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歷了從低谷到逆轉的一年多動蕩之后，中國經濟雖然展現(xiàn)升勢，但仍然面對著各種艱巨的考驗，國內與國外均存在著諸多變數。對去年的經濟刺激政策實行正確的退出，應對若隱若現(xiàn)的通貨膨脹壓力，解決勞動力與收入分配等方面的結構性難題，抑制日趨明顯的資產泡沫，轉變經濟增長模式，都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難題，而外部壓力的增大更是使內部的經濟調整之路趨于復雜化。如何在這叢叢密林之中開辟一條路徑，在繼續(xù)高速增長的同時維持相對平靜的外部環(huán)境，是我們不得不解決的問題。為此本期我們采訪了渣打銀行大中華區(qū)研究主管王志浩與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從不同角度與我們共同探討這些話題。
英國前首相丘吉爾曾對俄羅斯發(fā)表過他的著名評價——“大謎套小謎，百思難釋疑”，也許今天拿這句名言來形容中國經濟的態(tài)勢也再為合適不過。在經歷了全球金融危機的洗禮之后，中國經濟似乎一馬當先地引領著世界經濟的恢復，但各種跡象都顯示，它面前的道路越來越不平坦，平路上暗藏陷阱，良機與潛憂并存。
正如許多經濟學家一年以來所預料的那樣，中國的經濟政策開始承受日益沉重的外來壓力，急于在中期選舉年籠絡選民的美國國會議員正在敲響戰(zhàn)鼓，準備向人民幣匯率發(fā)起另一場攻擊，而中國目前為止寸步不讓的反應也使一場全球貿易戰(zhàn)的風險陡然增大。而就在這場新風波爆發(fā)之前，輿論已經在對中國經濟前景做出種種悲觀的估計，在西方媒體上，中國崩潰論的說法一度升溫，理由當然五花八門，或是對房市泡沫的擔憂，或是對出口市場能否維持的懷疑，或是對地方政府龐大債務的恐懼。與此同時通貨膨脹的魅影似乎正在借助去年經濟刺激計劃的余勢翩然而來，對當前匯率政策的堅守又為央行的貨幣政策增添了復雜性。
我們難以判定這些內部與外部的因素將向哪些方面變化，又將形成什么樣的機制與合力。唯一可以確定的是，面對如此錯綜復雜的經濟形勢，我們理應鼓勵一場公開的辯論，找到走出迷宮的最佳路徑。我們應該對每種可能的經濟選項進行細致的成本收益分析，并通過對匯率等機制的合理改革，重新確定政府與公民、國有企業(yè)與私營企業(yè)以及不同產業(yè)之間的利益邊界。但遺憾的是這樣的爭論在中國的環(huán)境中一直比較欠缺，例如在最近有關人民幣匯率的風波中，多數評論者的觀點似乎都指向同一方向，那種方向更多代表一種對外國的抵抗與憤怒，而不是基于對自身境況的合理考量。
這樣的態(tài)勢已經持續(xù)了很長時間，像在許多領域一樣，我們在經濟問題上也經常只是聽到一種聲音，而失去了從多種觀點中甄別揀選的可能，這使我們的頭腦變得簡單，思維方式變得粗暴?；蛟S在這樣的形勢之下，我們需要給有關中國經濟政策的辯論增加一點新的血液，我們需要了解不同的看法，從更多的角度去思考問題。
正如渣打銀行大中華區(qū)研究主管王志浩（StephenGreen）所發(fā)現(xiàn)的，事實上許多外國學者針對中國經濟提出了許多頗有見地的觀點，他們的研究可以拓寬我們的視野，啟發(fā)新的思維，但遺憾的是許多這樣的研究在中國都少有人知。介紹并分析這些觀點，是他的新書《大國經濟之路》的主要目標之一。而對于一些國內的經濟評論，他也在此書的序言里發(fā)出了這樣的抱怨：“在當今的中國，我發(fā)現(xiàn)很多個人的觀點化裝成了經濟學的論述，這些作者并未真正對現(xiàn)代經濟學理論做過深入研究，行文中沒有圖表，經常沒有一個數據。觀點貌似強硬，但缺乏有力的證據。”
當然，王志浩自身也有可能遇到一些別人的質疑：從幾年前開始，中國經濟學家就在遭遇一定的信譽危機，而美國經濟似乎被一些華爾街的金融豪門拖垮之后，就連西方人也開始覺得應該對在投資銀行工作的人多加小心。另一個因素是，他研究的對象是中國，而在許多人看來，中國是無法為外人所真正洞悉的，例如中國官員經常訓斥外國記者或學者不懂中國的“特殊國情”。但當被問及這個問題時，王志浩的回答是，“我發(fā)現(xiàn)只要使用合理的經濟學方法，提出合理的疑問，收集有用的資料，進行嚴謹細致的研究，我們其實是可以對中國經濟有深入透徹的理解的。”他在書中以挑釁的口吻寫道：“中國是獨特的，但她不見得非得神秘，即便是對我們大鼻子。”他舉出的一個反證是，耶魯大學的陳志武教授是中國人，但這并沒有阻礙他在美國成為公司金融學的權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