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年夏天,以北京的情況最糟糕。當時法國教士A.Gaubil(中文名“宋君榮”)正在北京,他在日后寄往巴黎的目擊報告中寫道:“北京的老人稱,從未見過像1743年7月這樣的高溫”;“7月13 日以來炎熱已難以忍受,而且許多窮人和胖人死去的景況引起了普遍的驚慌。這些人往往突然死去,爾后在路上、街道或室內(nèi)被發(fā)現(xiàn),許多基督徒為之禱告”。
當時北京總共熱死多少人呢?宋君榮引用當時朝廷官員的統(tǒng)計稱,“7月14日至25日,北京近郊和城內(nèi)已有11400人死于炎熱。”實際被熱死的人數(shù)當不止這些,加上其他地區(qū),死人之眾可想而知。
史上最熱夏天的溫度到底有多高?根據(jù)中國氣象局國家氣候中心古氣候研究室主任、氣候變化研究首席專家張德二的研究換算,1743年7月20至25日下午的氣溫值,均高于40℃。其中以7月25日的溫度值最高,達到了驚人的44.4℃。
這一極端高溫紀錄至今未被超過,民國三十一年(公元1942年)和公元1999年夏季,華北先后出現(xiàn)了兩次極端高溫紀錄,分別為42.6℃、42.2℃,低乾隆八年2℃上下。
古人如何應對
極端高溫天氣
據(jù)統(tǒng)計,在公元1911年以前的1000年間,中國歷史上典型的“炎夏”有19次。遇到如此極端高溫天氣咋辦?宋人釋子益的選擇是,“北窗一枕黑甜余,細聽松風雜流水”,這即是古人“戰(zhàn)高溫”的一種態(tài)度。當然,朝廷也會采取相應措施。雖然沒有高溫預警機制,但官府會讓老百姓減少外出和勞作,給受災人口補助,以幫助大家過夏天。如《宋史·真宗紀二》中記載,宋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六月,盛暑,減京城役工日課之半”。用現(xiàn)在的話來說,就是皇帝趙恒(真宗)親自下圣旨,在京城的打工者每天工作量減少一半。
在“熱災”發(fā)生時,有的朝代還會開展慈善和救濟活動。如唐貞元十四年,朝廷便“出太倉粟賑貸”;在史上最熱的乾隆八年夏天,乾隆皇帝曾命令有關官員采取救助措施,在北京的“街上和城門發(fā)放藥物”,以減少中暑和死亡。
此外,過去迷信認為,出現(xiàn)極端天氣是天神對人間君主的警示和懲罰。因此有的皇帝會檢討自己的施政過失。一是懲罰自己,減少飲食,即所謂“減膳”。如北魏正光三年(公元522年)六月“炎旱”,《魏書·天象志》記載,當時的皇帝元詡(孝明帝)便是“減膳”。二是“慮囚”,即復審牢里的囚犯,糾正冤假錯案?!缎绿茣?middot;高宗紀》記載,李治(高宗)當皇帝的干封二年(公元667年)七月,天氣特熱又遇大旱,李治除了“減膳”,還“遣使慮囚”。
連皇帝都“檢討”了,如果主政官員在高溫季節(jié)犯有過失或不作為,當然更要被問責。唐貞元十四年夏天,皇帝李適(德宗)曾將犯有瀆職過失的長安市市長(京兆尹)韓皋撤職。
聲明:“一方鉤沉”欄目文章系著名歷史學者倪方六先生供本報專稿,摘轉請務必與作者本人聯(lián)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