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武王常所用”為證
隨葬品符合薄葬思想
帝王陪葬竟只用石圭？這正是曹操的遺令
此次大家質疑的焦點之一，便是出土的大量刻有“魏武王常所用”的物品，真的就是曹操“常所用”的？它們如何能證明墓主人就是曹操？
古文字和考古學專家，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長郝本性先生說，這些文字都是當時使用的漢隸，俗稱“八分體”；曹操當時確實經常賞賜物品給大臣以籠絡人心，但給一個大臣的賞賜不可能有成批成批那么多，“連‘慰項石’這樣的枕頭也賞賜給大臣？這是不可能的。”
針對有網友說周亞夫就是因為收集了一些武器準備陪葬用而被處死的說法，潘偉斌副研究員反問對方：為什么他會因為這些兵器而被處死呢？既然貴為三公的周亞夫因為收集這么一些武器隨葬就被處死了，那么，又有誰敢收集這么多曹操的武器用來隨葬而不怕被處死的？
針對有的網友認為“‘曹操高陵’出土的石牌更像是倉庫里的說明牌，而不是墓葬所用的物件”，潘偉斌指出，此次出土了大量石牌，總數近60枚，集中出土于后室的南側室，這些側室就是曹操陵墓的倉庫，這些銘牌正是倉庫內隨葬物品的清單，這種東西有一個專有名詞———“遣冊”。
在潘偉斌出示的石枕照片中，記者發(fā)現了“魏武王常所用慰項石”字樣。為什么這些文字卻又是刻在石枕上，而不是刻在另外的石牌上的呢？潘偉斌的解釋是，曹操生前有頭疼病和頸椎病，“慰項石”可能和治療疾病有關，并不是平時使用的枕頭。“慰項石”不是通俗用語，包括那些銘牌上的許多文字，連很多文字專家都感到古拙拗口，不是現在一般人所能想得到的。
羊城晚報記者在一大堆銘牌里發(fā)現了刻有“渠枕一”字樣的一枚。何謂“渠枕”？潘偉斌解釋，“渠”有“深溝”的意思，也有“大”的意思，可能指的就是曹操的這個“慰項石”，因為“慰項石”其形狀就是一個“凹”字。目前發(fā)現的銘牌，可以分為兩類，潘偉斌認為，那些圭狀形、刻有“魏武王”字樣的銘牌記錄的是曹操生前所使用的物品，而那些去掉尖頭而呈六邊形的銘牌，記錄的極可能是專為葬禮所制作的隨葬品。
此次出土的一枚巨大的石圭受到了考古專家的高度重視。這枚石圭長28.9厘米，寬7.4厘米，有專家說這是目前發(fā)現的最大的圭。圭，在中國封建社會里，非有極高身份者不能用。潘偉斌副研究員解釋說，在東漢時期，在這個地方除了魏武王曹操外，沒有其他王侯墓葬，其他人沒有資格享用如此巨大的石圭。而王侯一般用的是玉圭，為什么這里出土的卻是石圭？潘偉斌指出，這證明了曹操的薄葬思想是真實的，曹操臨終時曾有遺令“無藏金玉珍寶”，因此他所使用的禮器如圭、璧均以石質圭、璧代替了。這件石圭顯然是在曹操死后專門為葬禮設計和打造的，這恰恰符合曹操的身份和他的薄葬思想。
有人質疑墓葬規(guī)模龐大，本身就足以推翻“薄葬”的說法。潘偉斌說，薄葬不是指的陵墓的規(guī)模大小，而是隨葬品的多少和質地的好壞。“出土了石圭而不是玉圭，恰恰是一個很好的證明。”
曹丕深知防盜其難
深葬才是有效辦法
墓室最深處距地表約15米，后來連陵園內祭殿、享堂等地面建筑也被他下令拆除
“曹操高陵”打開后，并沒有發(fā)現防盜機關，因此就有人質疑：曹操曾經盜過墓，應該深諳陵墓防盜的必要和技巧，而對自己的陵墓卻沒有設置相關機關，這正常嗎？
關于這一點，潘偉斌指出，從來沒有發(fā)現有文獻記載曹操高陵是設有防盜機關的。他的陵墓雖然是其生前建設的，但是安葬他的人是他的兒子曹丕，曹丕深知沒有不被盜挖的陵墓，深葬才是唯一有效的辦法。曹丕在《終制》中明確指出：“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在營造自己的墓葬時，曹丕提出“吾營此邱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后不知其處，無施葦炭”。這也是“不封不樹”制度產生的最直接原因。據史料記載，曹操高陵陵園內的是建有祭殿、享堂等地面建筑的。但為了防止被后人發(fā)現，對之進行盜掘，曹丕在其登基不久就下令，拆除西陵內的所有地面建筑，使車馬還廄，衣服還庫。潘偉斌說：“考古發(fā)掘的漢代陵墓中也沒有發(fā)現什么防護機關，如漢代陽陵就沒有發(fā)現防盜機關。”
潘偉斌認為，其實“曹操高陵”還是采取了一些防盜措施的，如對墓道內的填土進行了夯筑；墓門多達四道，總厚度為1.2米。關于深葬，曹植在懷念其父的《誄文》中寫道，“卜葬既從，大隧既通。漫漫長夜，窈窈元宮。有晦無明，曷有所窮。”潘偉斌說，這說明了“曹操高陵”是挖得很深的。此次發(fā)現的“曹操高陵”，其墓室最深處距地表約15米，足足有五層樓之高。正因為很深，因此曹植說他父親的墓“窈窈玄宇，三光不入”。
曹操印章非金即玉
隨葬有悖薄葬之意
關于這件事，曹植在他的《誄文》中也有明確記載
質疑的觀點還有一種：為什么此次沒有發(fā)現曹操以及其他人的印章？印章，才是確定墓主人身份的最重要的證據。
潘偉斌說，大家也許不知道，其實曹操是嚴禁隨葬印章的！因為當時他的印章，不是金的，就是玉的，隨葬進去，違反了他“無藏金玉珍寶”的遺令，有悖于他的薄葬思想；而且更容易遭到盜掘。后來曹操的兒子曹丕在追封曹操為武皇帝的時候給曹操制了一枚金印，因為以上原因而不敢放進高陵內，而是放在了另一個石龕里。既然曹操本人不許隨葬印章，合葬的其他人，不放印章就在情理之中了。
關于這件事，曹植在他的《誄文》中有明確記載，其文為“既即梓宮，躬御綴衣，璽不存身，唯紼是荷。”所謂“璽不存身”，這段記載出自他兒子曹植之手，應該是最為可信的。所以，此次沒有發(fā)現曹操以及其他人的印章，是合情合理的。
潘偉斌說，曹丕在建國之初就制定了嚴格的有關薄葬的喪葬制度，他于黃初三年（公元222年），在為自己選擇墓地時，提出要“因山為體，無為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隨葬品方面，規(guī)定“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飯琀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匣”，并要求其棺材僅施漆三遍即可。還廢除墓祭，規(guī)定皇后、貴人以下不隨王至國者，去世后都葬在澗西。
既然曹丕提倡“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為何在曹操高陵內卻出土了一些質地為金、銀、鐵的物件呢？潘偉斌認為，曹操的葬禮基本上還是按照漢禮，曹丕的這些喪葬制度是后來才形成的。而且，曹操隨葬的這些物品，都是“常所用”的物品，都是衣服上所綴飾的，并無特別貴重者。
其人
對曹操“知根知底”
潘偉斌是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曹操高陵墓葬考古隊領隊。從曹操高陵考古發(fā)掘開始到今天，潘偉斌已經在那里呆了超過一整年，可謂是對其最知根知底的學者。
潘偉斌早在2003年就對曹操高陵進行了深入研究，2004年，他撰寫了專著《三國魏晉南北朝隋陵》，書中除了對三國魏晉南北朝至隋代帝王陵墓的喪葬制度進行了深入研究，還收集了大量有關曹操高陵的歷史資料。2007年，潘偉斌就撰寫了一篇有關高陵的論文，后發(fā)表在臺灣故宮文物月刊上。在這篇論文中，他已經作出了“曹操陵墓高陵應該在河南省安陽縣西高穴村附近”的結論。（張演欽）